法院審理刑事案件定罪標準，什么是移送管轄與應訴管轄，移送管轄，是指地方人民法院受理某一案件后，發現對該案無管轄權，為保證該案件的審理，依照法律相關規定，將該案件移送給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訴管轄，指本不具有該案管轄權的法院，由于當事人放棄管轄權異議或者超過管轄權異議的提出時限而應訴，人民法院有權對該案進行審理。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上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審判下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刑事案件；下級人民法院認為案情重大、復雜需要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刑事案件，可以請求移送上一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二十六條幾個同級人民法院都有權管轄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審判。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審判

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要怎么寫詐騙罪上訴狀，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丁某

　　上訴人因詐騙罪一案，不服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2010）杭上刑初字第＊＊號判決書，提出上訴。

　　上訴請求：

　　撤銷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2010）杭上刑初字第＊＊號刑事判決書，依法改判。

　　上訴理由

　　1、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有誤

　　（1）一審判決認定“可見被告人丁某故意讓被害人沈某及其家屬誤認為丁某有能力在做假護照，且已經處于實施階段，因沈某的家屬才會將4萬元歐元及4萬元人民幣交給丁某”的事實有誤。（見判決書第5頁第三段末尾）

　　該事實認定包含兩重內容：一是認定被告人欺騙沈某才導致沈某家屬交錢給被告人，二是認定被告人欺騙沈某家屬才導致沈某家屬交錢給被告人。二者皆不符事實，具體表現在：

　　首先，被告人沒有欺騙沈某的事實。判決也認定了“沈某通過電話多次聯系其朋友即被告人丁某，告知其需要丁某幫其辦理兩本假護照”的事實。既然是朋友關系，沈某應該知道被告人的工作是做旅游工作，而不是做假證件工作，辦理假護照肯定不是其本職工作，自然也就沒有這個能力了，況且做假護照本身就是一件違法行為，被告人就是想欺騙也欺騙不了沈某。

　　至于為什么沈某一再讓被告人為其辦理假護照，肯定是其認為被告人是做旅游工作，工作內容也會涉及到辦護照，可以辦成假證，雖然這遠超過正常人的能力范圍，因為正常人誰會承認有造假護照的能力呢？誰又能造假證呢？至于每本假護照要40萬元的高價，這也是他們雙方博弈的結果，一方急需假護照逃避法律追究，一方要做假護照，其行為本身違法，更何況是為網上逃犯做假證件，更是面臨被法律追究的法律風險，因此雙方才達成此價格，也不能說明被告人有欺騙沈某。

　　（2）一審判決認定“可見被告人丁某根本沒有如承諾沈某及其家屬的那樣已經為此事落實并且已經在實施的過程中”　（見判決書第6頁：表現在：其一，證人徐某證言顯示被告人丁某確實聯系過其，讓其做假護照，這足以說明被告人已經采取實際行動，至于后來因故未辦成則不能說明根本未辦。其二，被告人關于“陳總”的供述也并非只有其個人的供述，還有一張“陳總”收到被告人2萬元的收條，正好印證被告人所稱的定金事實，也說明被告人正在采取措施落實。

　　2、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

　　刑法上詐騙罪客觀上表現為使用欺詐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首先，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欺詐行為從形式上說包括兩類，一是虛構事實，二是隱瞞真相；從實質上說是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的行為。欺詐行為的內容是，在具體狀況下，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作出行為人所希望的財產處分。

　　其次，欺詐行為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對方產生錯誤認識是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所致；即使對方在判斷上有一定的錯誤，也不妨礙欺詐行為的成立。

　　再次，在欺詐行為與對方處分財產之間，必須介人對方的錯誤認識；如果對方不是因欺詐行為產生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就不成立詐騙罪。

　　但本案一審判決由于首先認定事實錯誤，再根據一個錯誤的事實推定來適用相關法律。必然導致一個錯誤的結論。

　　本案事實是先是被告人丁某和沈某約定，被告人為其辦理兩本假護照，沈某讓其家屬先支付一半費用用于辦理兩本假護照，然后是沈某跟沈某家屬聯系辦證事宜。根本沒有被告人欺詐沈某家屬在先，沈某家屬因為受被告人欺騙產生錯誤認識，從而做出處分財產——即交付財物的行為。因此，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犯詐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懇請二審法院依法改判。

法院對某一爭議案件，審判員和審判長的區別，審判員和審判長的區別：
一，審判長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所組成的合議庭中，負責組織審判活動的審判人員。但審判長不是固定的職稱，是為審理某一具體案件而臨時設定的。
二，審判員是從事法院的工作，審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法院組織法》第四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院長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庭長、副庭長，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某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應訴管轄后還可以移送管轄嗎，移送管轄，是指地方人民法院受理某一案件后，發現對該案無管轄權，為保證該案件的審理，依照法律相關規定，將該案件移送給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移送管轄的實質是對案件進行移送，而不是對案件管轄權進行移送。它是對管轄發生錯誤所采用的一種糾正措施。移送管轄通常發生在同級人民法院之間，但也不排除在上、下級人民法院之間移送。
應訴管轄，指原告向本不具有該案管轄權的法院起訴，由于被告在答辯期限屆滿前沒有提出管轄權異議并進行了實體性答辯，該人民法院即有權對該案進行審理，審結后被告不得以該法院沒有管轄權為由要求再審。但違背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除外。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上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審判下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刑事案件；下級人民法院認為案情重大、復雜需要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刑事案件，可以請求移送上一級人民法院審判。

某刑事案件，優先權要求可以撤回嗎，優先權要求的撤回是指申請人要求優先權之后，可以撤回優先權要求。申請人要求多項優先權之后，可以撤回全部優先權要求，也可以撤回其中某一項或者某幾項優先權要求。申請人要求撤回優先權要求的，應當書面提出。

在某傷害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盜竊案二審辯護書怎么寫，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上訴人蘇某親屬的委托及廣西xx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本人在本案中擔任蘇某二審辯護人，現根據法律和本案事實提出以下辯護意見，供二審合議庭參考，并懇請采納。

　　1、上訴人具有自首和立功表現，一審法院沒有依法認定，必然導致對上訴人蘇某的量刑過重。

　　(1)上訴人具有自首情節。

　　本案中，公安機關只是發現上訴人與本案另一被告人譚某行跡可疑，“帶回隊中審查”，上訴人即全部如實地向公安機關供述了本案的六次盜竊行為，而這些行為在此之前公安機關是尚未發覺得的。這一事實，在疊彩第一責任區刑警大隊的《抓獲經過》以及對上訴人的第一次訊問筆錄中亦均有明確的記錄。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其中，“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

　　本案中，上訴人在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時，主動交代了多次盜竊行為，根據上述司法解釋，應當依法認定為自首。

　　(2)上訴人有立功表現。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2010年3月20日凌晨四時許，上訴人蘇某與本案另一被告人譚某因形跡可疑被限制人身自由，當日中午，成某、田某即因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被抓。很顯然的，如果不是上訴人如實舉報并帶公安人員去抓捕，公安機關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現成某、田某的犯罪行為?更不可能如此短的時間內查清他們所在的處所。

　　本案中，上訴人不僅如實交代了自己所犯的罪行，還檢舉揭發了成某、田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事實，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訴人及時帶辦案人員于2010年3月20日去抓獲了成某、田某。這一事實，原來辦案人員也說是算立功的，后來卻不知為什么沒有上報立功材料，但是從公安機關對上訴人第2次訊問筆錄里是可以證實該事實的。

　　在第二次問話中，當時辦案人員問上訴人銷贓的那個廢舊店老板是什么人，上訴人回答：“就是我帶你們公安機關去東二環路的那家廢舊店抓的那兩夫婦”，然后，辦案人員還特意用括號注明了“(指成某、田某夫婦)”，上訴人并不知道該夫婦二人的真實改名，但確實帶辦案人員抓住了她們二人，并由辦案人員確認了她們的真實姓名，而且現在一審判決也確定了該二人確實犯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

　　根據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上訴人的行為完全符合立功的表現，但是一審法院卻沒有作出認定。

　　(3)自首和立功，是法定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情節，公安機關辦案人員原來也對上訴人稱，上訴人具有自首和立功表現，可以從輕處罰。但是，后來在檢察院和法院，上訴人也提出了有自首和立功表現的辯解意見，卻沒有得到采納。

　　由于一審判決對上訴人的自首和立功情節沒有依法加以認定，勢必不正當地加重對上訴人的量刑。希望二審法院能夠查明事實，依法認定上訴人的自首和立功情節，并在原來量刑基礎上減輕上訴人的刑罰，以體現法律對自首和立功行為的鼓勵。

　　2、上訴人在盜竊行為中只起到輔助和次要責任，一審判決上訴人與起主要作用的另一被告人承擔同等責任，有悖法律，亦顯失公正。

　　在本案中，上訴人比另一同案被告人譚某所起的作用明顯小得多，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1）從第一次作案以及此后的數次作案中，都是由同案另一被告人譚某提議并安排的;

　　（2）每次都是譚某提供并駕駛車輛，才可以完成作案，如果沒有其提供并駕駛車輛，根本不可能完成盜竊、運輸、銷贓等一系列行為;

　　（3）每次作案所使用的撬棍等工具，均由譚某提供;

　　（4）盜竊得來的物品，由譚某聯系買方并銷售，上訴人只和譚某一起去賣過二次，其余的都是譚某一個人去的，而且譚某不讓上訴人跟去，賣得多少錢只有譚某一個人清楚;

　　（5）所得款項由譚某進行分配，因為基本上是由譚某去銷贓的，所得金額上訴人根本不知，譚某每次銷售后，只分給上訴人小部分。

　　從以上分析看，不論是提議、組織、實施、銷贓、分配等，都是譚某主導的，上訴人只起到了輔助和次要責任，但是在量刑上對此卻沒有區別對待，這是不符合法律罪罰相當原則和有失公正的。

　　3、一審法院對盜竊數額的認定是不準確的。

　　一審中認定涉案數額依據的是桂林市價格認定中心出具《涉案物品價格鑒定結論書》，而在其《涉案物品價格鑒定明細表》中，明確了作出結論的前提條件之一是“委托單位提供的資料客觀真實”，而本案中委托單位提供的資料的客觀真實性是無法保證的。

　　本案中司法機關僅是根據當事人的陳述，其中主要是根據報案人的陳述，憑想象地羅列了一些物品，就直接委托鑒定機構進行價格鑒定，鑒定機構亦只是憑這些羅列出來的物品來鑒定，甚至沒有見過任何一件實物進行對照這是無法保證鑒定物品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的。

　　作為鑒定前提條件的物品數量、規格、質量等等一系列重要指標均無法保證真實客觀，其鑒定結論自然無法體現涉案的被盜物品的真實價值，而一審法院直接采用該鑒定結論來認定盜竊物品的價值，顯然對事實并未查清。

　　綜上所述，一審未認定上訴人自首和立功情節，亦未考慮上訴人在共同犯罪中僅起到輔助和次要作用的事實，對被盜物品的價值認定有失客觀真實，懇請二審法院查明事實，充分考慮以上情節，減輕對上訴人的量刑，作出罪罰相當的公正判決。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二審合議庭采納。

　　辯護人：廣西xx律師事務所

　　律師：文xx年月日

全國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情況分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刑事案件與相關聯的民事案件一起審理，但是先開始審理刑事案件再審理民事案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過程中，根據被害人等的申請或檢察機關的提起，對由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直接物質損失的賠償問題進行合并審理的訴訟活動。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四條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

案件在二審法院審理過程中，破壞軍婚罪的審判管轄有哪幾種，破壞軍婚罪的審判管轄有級別管轄、地區管轄和專門管轄三種。級別管轄指的是基層法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間，在審判第一審刑事案件上的分工。包含破壞軍婚案在內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第一審，原則上都由基層法院管轄。地區管轄，指的是同級法院之間，按照各自的轄區在審理第一審刑事案件上的分工。專門管轄，指的是專門法院與普通法院之間或專門法院相互之間，在審理第一審刑事案件上的分工。
《刑事訴訟法》
第2條規定：軍隊保衛部門對軍隊內部發生的刑事案件依法行使偵查權;軍事檢察院、軍事法院對軍內人員犯罪的案件依法分別行使檢察權、審判權;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軍隊和地方互涉的刑事案件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刑事案件在法院受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案例有哪些，被告人黎某為萍鄉市國土資源局某領導司機。
2008年10月25日，萍鄉市某酒店因違法用地被萍鄉市國土資源局處以117萬元罰款，為減少罰款金額，酒店負責人請黎某幫忙，并送給黎某10萬元。
黎某找到萍鄉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稱酒店負責人找到其叔叔在省紀委工作的戰友，請求市國土資源局減少罰款。
2009年6月26日，萍鄉市國土資源局僅對酒店違法用地罰款39萬余元。萍鄉市安源區檢察院認為，被告人黎某屬于法律上規定的“關系密切”的人，黎某通過與其關系密切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其行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并以該罪將黎某提起公訴。
經法院審理，一審判處黎某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五萬元。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受賄的，以(斡旋)受賄罪論處】
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刑事案件在法院多長時間，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會怎樣，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過程中，根據被害人等的申請或檢察機關的提起，對由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直接物質損失的賠償問題進行合并審理的訴訟活動。附帶民事訴訟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可以提起。如刑事案件已審結，則應單獨作為民事案件審理。一般情況下附帶民事訴訟應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但有時為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延遲，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部分。